老南门,工人文化宫/张正

来源:  时间: 2020-03-19 16:06 访问量:
 

端午节三天假,我全部住在乡下老家,陪年迈的父母。无意中,在楼梯口下存放杂物的地方,我发现一只白瓷的脸盆。这样的物件,曾是中国每一个家庭的必需品,不管是城里的还是农村的,是发达地区的还是贫困地区的。哪家不需要洗脸呢。何况,脸盆的作用不仅仅是洗脸,还可以洗衣,洗碗,洗菜,和面……每个家庭都少不了。只是这些年,它的作用逐渐被陶瓷的、钢化玻璃的、人造石的面盆,和价廉物美的塑料盆、不锈钢盆等新材料制品代替了。城乡的生活,发生了许许多多的显著变化。

我家的这只脸盆,有点不同一般。内侧,盆底,呈环形排列,很醒目地有着这样三组红字:“江苏省仪征活塞环厂建厂二十周年”“纪念”“一九七六一九九六”。它在我家,已经有23个年头。我把它捧在手上,沉沉的,这足以说明,当年它是货真价实的,不是以次充好的假冒伪劣产品。尽管,它的盆底,已有了几处掉瓷的缺口,彻底掉了一小块瓷的,露出里面黑色的铁质坯胎;瓷龟裂,欲掉未掉的,四周漫漶出斑驳的锈迹。

也许,家里好久不用这只脸盆了。

也许,我也曾无数次用它洗过脸,但我已经记不起任何一次了。

我用手机拍了这只脸盆的照片,又拍了它的最初拥有者,我的老父亲的照片,以“古董”为题,发在微信朋友圈。很快,引来点赞、留言无数。电视台的同事正在做建国70周年系列节目,其中有仪征老工业内容板块,具体负责的同事跟帖:“有时间,找老太爷聊聊?”

我没有回复。老太爷,我的父亲,已经84岁,患老年痴呆多年,他什么也记不得,说不清了,偶尔,像自言自语,冒出一两句话,让人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。许多往事,在我的脑海里,也成了碎片。

我的记忆,回到仪征南门,回到了那片老工业集中区。

仪征活塞环厂,建于1976年,也就是闹地震那年春天,被国家机械电子工业部确定为活塞环定点生产厂家。这个厂,许多年跟我的父亲并没有直接关联。

早在生我的那年,1971年,父亲就来城里上班。他进的厂,是仪征县钢铁厂,197012月动工兴建,197171日,28立方米小高炉正式点火投产。而我的生日,是1971127日,我日后比同龄的农村孩子能多吃到猪头肉,能按时缴纳学杂费,都和父亲进城,进这个厂有关。因此,有人说我命好,刚生下,家里便有了按月拿工资的人;也有人说父亲运气好,添了儿子,又进城有了工作,双喜临门。这都是题外话。

一个企业的命运,有时就是一个人的命运,一个家庭的命运。

1991年大学毕业,不再向父亲伸手,父亲有一种解放了,“翻身农奴把歌唱”的轻松感,很快主动申请办了退休手续,回到了农村老家。此时的钢铁厂,名存实亡,已停产多年,成了一摊废铁,而活塞环厂,正如日中天,产品畅销大江南北。不久,在政府部门指导下,活塞环厂成功兼并钢铁厂,父亲由钢铁厂的退休工人转变为活塞环厂的退休工人。领到这份厂庆纪念品,父亲已退休回家数年。活塞环厂工会对退休老工人一向很关心,每年春节都安排资金慰问,即使后来退休人员工资关系转到了市退管中心,也不例外。这只脸盆,算是退休老职工福利之一吧。

这只脸盆,让我这个曾经的农村孩子记起了城南老工业区的许多事情。

父亲所在的钢铁厂在南门都会街南侧,紧靠长江边,工厂所用的许多种矿石,正是从长江上用船运载过来的。每年寒暑假,我都要随父亲来城里住一段时间。“真州城南天下稀,人家终日在清晖”,这里是古真州的发祥地,也是当年仪征的繁华所在。对于我,是一个十分陌生的地方,一切都那么神奇。

父亲去上班了,我一个人呆在三楼他的集体宿舍里,时常趴在走廊上,盯着父亲在上班的生产厂区看。也看底楼不多的住家,有女孩子穿着洁净的白裙子、花裙子,仙女一样飘来飘去,消失在楼房拐角处。一辆小铁车,沿着一道凌空的斜坡轨道,昼夜不停地从下往上输送材料,倒进高大的火炉。厂区上空,白色烟雾缭绕,不时有明火闪亮,轰隆隆的声音传出好远。上班、下班,开饭时间,穿着深蓝色帆布厂服,连头也用带披肩垂布的帽子捂得严严实实的工人成群结队,丁丁当当拿着吃饭家伙,涌向宿舍,涌向食堂。他们自称是“工猴子”。他们吃饭的家伙,多是一种铝质的方型饭盒,可以随时放在炭火上加热。

来城里玩,有许多好处,每一样,留在我的记忆里都是那么美好。

冬天,我可以随父亲进厂区洗烫人的热水澡,而不必像所有的乡下孩子,只有等到过年了,家里蒸馒头了,才可以借厨房里热腾腾的水汽,全家集体行动,挨个地洗澡。

夏天,城里人都有西瓜吃,红瓤,籽黑黑的,吃一口,甜到心里,爽到每一个毛孔里。我的目光穿过一户户正在津津有味啃西瓜的人家,连扔在垃圾堆里还带点红色的西瓜皮,都能勾得我喉咙管里咕咚咕咚地响。偶尔,父亲也会买一只西瓜回来给我吃,要么带回乡下,全家人一起享用。

城里人早饭可以有烧饼油条吃。城里卖烧饼油条的,似乎只有都会街上一个十字路口那儿有。那里的油条香啊,烧饼也诱人,每次离开钢铁厂出去玩,我都要七拐八弯,故意绕道,从那条小街经过,只为了多闻一下那个香味。父亲有时也去买。买烧饼多于买油条。烧饼实在,当饱。油条样子货,不当饱,却比烧饼好吃一些,脆酥酥、油滋滋的。能用烧饼裹油条,那最好了,是绝配。从都会街买回的烧饼,叫鞋底烧饼,事实上,比成人的鞋底还要大,有纵向划过的刀印子,有不多的芝麻。一面有脆脆的香香的硬块,一面软软的咸津津的,咬在嘴里,立即软了、化了。我吃了许多年这样的烧饼。后来吃不到了,又想了许多年,一直想到现在。

钢铁厂的食堂里做大白面馒头,烧饭的有男工有女工,都系着大白围裙子,开饭时间,一字儿在窗口排开,打饭的打饭,舀菜的舀菜,长柄勺碰撞上大金属盆,响成一条声。一个面目很慈善,脸胖胖的阿姨要给我大白面馒头吃,却有条件,要我喊她干妈,我不知好歹,抬起小脚踹她,惹得众人大笑。从小到大,我从来没有叫过人干妈、干爸,不管对方用什么优越条件引诱我。这个血性,大概骨子里本来就有,与生俱来的。

我第一次看到楼房,是来城里,在钢铁厂。那是职工宿舍,三排楼房,第一排,两层,后面两排,三层,都是直条型的,红砖裸露在外面,走廊栏杆是铁管的,在这头敲,立马轰轰地响到那头,吵醒上夜班、正在补觉的人,开门出来骂。即使这样的楼房,当时在城里,也是非常少见的,我不记得有第二处。一个来自中后山区农村的孩子,能像喜鹊一样,住这么高,这是闻所未闻,见所未见,十分新鲜的。

我和家人的户籍地址,至今保留在中间那排红楼房里:大庆南路142311室。那是父亲住过的一间集体宿舍。

那三排房子,早成危房了吧?早拆除了吧?若在,该是和我差不多的年龄了。

老南门留给我的许多难忘记忆,集中在我十岁左右。

我整十岁那年,即19812月,工人文化宫建成。

改革开放还没几年,百废待兴,可人们已经感受到了煦暖的春风正强劲地吹遍祖国大地。

我至今记得,工人们争相传播这个消息的喜悦面孔、兴奋语气。已经去看过电影的,那个骄傲的劲头,绘声绘色的描述,让还没有来得及去的工友们羡慕得捧着饭盒,瞪着眼睛,一声不吭,恨不得马上扔掉饭盒,也去体验、享受一番,可是,扒完了盒里的饭菜,还得赶着去上夜班,只有等下一个休息日了。

我至今记得去工人文化宫看的第一场电影,和带我去看电影的人。

父亲那时是厂里财务科的现金会计,每个月负责把大大小小面值的钞票装进工资袋,按时如数发放到工人手中。时常有年轻、单身的工人手脚大,入不敷出,拿的钱一个月等不到一个月用。逼急了,他们不得不开口向父亲预支一点下个月的工资度日。带我去看电影的,正是这样一个年轻的“工猴子”。如果没有记错的话,这位青工是新集人。当时厂里有许多新集人。他出手大方,是名副其实的“月光族”,用我后来学会的话说:主观上,他从来不想存钱,心甘情愿把所有的钱穿在身上,吃在肚里,花在玩上。他经常向父亲透支工资,这也不是随心所欲的,他“巴结”父亲的一个办法就是主动带我出去玩。当然,为我买五分钱一根的冰棍,请我看一毛钱一场的电影是少不了的。

他带我去工人文化宫看的第一场电影,片名叫《画中人》。故事情节我从未忘却,记得清清楚楚。那是一个类似孟姜女哭倒长城的复仇故事。女主人公在神仙的帮助下,从画中走下来,带来了滔滔的洪水,报复了实施暴政的当权者。影片中有两个细节给我印象极深,一是养尊处优的皇帝和权贵们脸色红润光亮,比起满脸菜色、皮肤黧黑的劳动人民,他们像喝了人血,二是洪水翻滚,音响效果逼真,吓得我好像自己也要被洪水淹没了。这是我第一次进工人文化宫看电影,坐在二楼。这也是我第一次在室内看电影。比起乡下在露天看电影,有不一样的体验。

这个经历,让我在乡村小伙伴们面前嘚瑟了许多年。两年后,《火烧圆明园》和《垂帘听政》等大片上市,也是在工人文化宫看的,也给了一个农村少年足够炫耀的资本。

也许是一种缘分吧,工作后许多年,我的主要生活圈仍在老南门。这期间,我在圩区一所小学校教书,后来又在江边安了家。我经常带着和我当年一样幼小的学生来工人文化宫参加集体活动,比如观看电影、歌咏比赛等。我自己的孩子稍微大了,我们也经常带她来玩,为她在工人文化宫门口买吃的,买玩的。工人文化宫四周,曾是南门经济圈的核心地带。

有一段时间,我还认识了一位在工人文化宫图书室管理图书的老太太。说是老太太,也就五十多岁吧。那时我年轻,感觉她是老太太。她在为工人文化宫或工会编一张小报,那种8K四版或两版的油印小报,主要内容是“电影介绍”。那个年头,仪征的电影院、影剧院,似乎都印过这种小报,免费赠阅或低价卖给来看电影、看演出的人。多印成浅红色的字。有时还搞影评征集或评奖活动。我的一位文友,就在这样的活动中获过奖,这件事影响了他一辈子的爱好。在物质文化生活都十分贫乏的年代,这样的小报,关注度很高,宣传效果非常好。这是另外一个话题。知道我是老师,喜欢写作,这位老太太送了我好几期她编印的报纸,还介绍我认识活塞环厂一位姓陈的文字秘书,那也是一位文学爱好者。

后来,我考进市广播电视台当记者,工人文化宫这边,是我经常来采访的地方。我喜欢这个地方,对这个地方有感情。

直到2006年,江边的造船业遍地开花,如火如荼,一下子从全国各地涌来数以万计在船厂打工的外地民工,他们给沿江经济带来了发展,也一度给日渐衰败的老南门带来了起死回生的虚假繁荣,同时,包括老南门在内的沿江一带的社会治安,出现了许多令人堪忧的状况。

为了给家人一个平静、安全的生活环境,这一年,我们搬离了南门沿江一带,出租了自建的住房,住进了市区中心。我们渐渐地离老南门生活圈远了。

新中国成立70周年前后,仪征老南门因棚户区(城中村)改造拆迁,再一次成为社会关注热点。为此,我专门跑了一趟老南门,想再看一眼我熟悉的那片老街。工人文化宫还在,不知道是保留还是在拆迁范围。当年的“高大上”,当年的灯火辉煌,在日新月异的发展大潮中,早已黯然失色,冷落得门口罗雀。相对于仪征新区高耸的楼群,如今的工人文化宫,像一位佝偻着背、面目沧桑的老人。一侧的都会街,也就是仪征人通常所说的大码头,还有城南许多片区的房屋,已成为大片大片的平地,新的建筑物还没有来得及生长出来。

我们不能不承认,老南门这片土地,是为仪征工业经济的发展做出过巨大贡献的,除了前面提到的活塞环厂、钢铁厂,还有铝器厂、纺机厂、布厂、无纺布厂、增强塑料布厂、拉管厂、汽车厂……许多老厂的产品,曾经在全国叫得响,养活过我们的父辈,也养活过我们这座小城。

我们也不能不承认,改革开放的阵痛,最先落在了这片土地。下岗,转岗,待岗,买断,再就业……这每一个时代热词,都是无数个家庭不得不面对的心酸。许多年,老城南变化不大。许多年,老城南留不住年轻人。许多年,过了仪城河,向南,每走过一条马路,中源路,前进路,扬子路,人们都要皱一下眉头:一个街区比一个街区破烂不堪。我们,这个时代,是不是欠了老城南什么?

面对房屋拆迁、家园转移,大多人支持,也有少数人不理解,朋友中不理解的,拆迁“包保”任务之外,我都主动帮政府做思想工作:从城里的棚户区(城中村)改造,到农村的美丽乡村(农民集中居住区)建设,这不是哪个人,哪个地方政府一时头脑发热,做出的决定,这是党中央的决策,这是时代必经的阶段,这是国家发展的需要,我们个人,过去可能有过一点小委屈,现在也不得不面对眼前的一些小损失,但总的来看,跟解放初期比,跟改革开放早期比,这么短的时间内,我们的生活是不是优裕了十倍、二十倍?这是任何一个朝代、任何一个国家都不能比的。我们必须相信改革,支持国家,党中央有总体设计,正带着我们实现共同的梦想……

许多熟人在我的劝说鼓励下,欢天喜地拆了旧房,搬进了新居。他们请我喝酒,我举杯向他们祝贺:“现在不觉得政府亏欠你们了吧?困难都是暂时的,账都记在那儿,现在连本带利都偿还给你们了!”

“是啊,真的这样……”

我自己,在城南,也有房屋快要拆迁了。到时候,我不会跟政府讨价还价。按政策处理就是了。我和家人会主动配合。往大处说,我们的一切,包括血肉之躯,都是国家的,国家需要了,有权支配,我们也有义务奉献。往小处说,我们活着,地球都是我们的;我们不在了,我们是地球的,一切财富都不再有意义。吃不饱,穿不暖,那么艰难的日子都过去了,我们还有什么可担心的?祖国正变得越来越富强,社会保障体系已越来越健全,锅里的饭很充足,我们不用害怕碗里空着,饿着自己。有国才有家,跟国家利益比,个人的一切,都是微不足道的,哪还需要丢不下一个区区“小我”?国家的命运,维系着我们个人的命运;国家的利益,决定着我们千万个家庭的安康。

再过十年、二十年,等到新中国成立80周年,90周年,仪征的老城南,一定是另外一番景象,一定是一个崭新的城南。这一点,我们都有信心。就像一个婴孩,刚出生,还是一个粉嘟嘟的“丑八怪”,但很快,他会茁壮成长为一个美丽聪慧的小姑娘,一个阳光帅气的大小伙。

我们的祖国,70周岁,正年轻。

仪征老城南,正迎来新的希望,新的美好正在起航。

我们,都是祖国的建设者,又都是祖国的孩子,和祖国一同在阳光下健康成长。

我们,在祖国温暖的怀抱里,都是幸福的追梦人……

2019612日,仪征


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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